冯玉祥本名冯基善，字焕章。1926年9月17日，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。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传教的形式和封建买办结合起来，逐渐渗入到河套。天主教传入河套，是经由阿拉善旗封建王爷与洋教士相互勾结，最先于光绪元年（公元1875年）在水草丰美的三道河一带（三盛公，今磴口县）占地建堂来实现的。此后传教侵略活动急速向河套中西部扩张，从1905年至1929 年的 25 年中，三道河教区就在蛮会、乌兰淖尔、陕 坝、临河等地建立教堂14处，发展教徒万余人，霸占土地2000多顷。不仅如此，邓神甫（比利时人）还掌握着经济和信仰的权利枢纽，通过教堂的武装力量，还可以任意逮捕当地群众，加以审判。受教会势力的干扰，使河套西部地区的水利开发较之东部大约推迟了20多年。早在乾隆年间，杨家河一带就有地商垦种土地。但一直至民国六年后，杨满仓、杨米仓兄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与教堂邓神甫（比利时人）办好交涉，签订正式开挖杨家河的协议。协议约定，开灌之后30%的过水地归教堂作为“堂口”地，教堂出的挖渠费用为贷款，并计算利息。据杨氏后代杨义说“向各教堂借贷了5万元，加上利息共计10万元”，致使杨家开渠负债累累，前后费了10年才挖成杨家河。

同治年间，在黄土拉亥河经商垦种的地商杨廷栋（陕西府谷人）到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想进一步扩大包租范围，开挖渠道，指派其孙子杨增祥赴萨拉齐立案，但因天主堂反对，立案未成，反将大片土地被教堂强行租去，并在大发公新建教堂一座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京津一带爆发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义和团运动，在“西南蒙古”（鄂尔多斯、河套和阿拉善一带）也终于酿成“庚子教案”。当时河套大发公一带的天主教徒被蒙骑兵杀伤几十人。激于义愤的杨三寡妇（杨增祥的后母）和蒙骑兵一起，参与了捣毁教堂和撵杀洋人的活动。当时清政府极度腐败无能，签订了屈辱的《辛丑条约》，在全国各地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“庚子赔款”。光达拉特旗就要赔教款 37 万两，其中用黄土拉亥河 1400 顷渠地作价 14 万两银子，列入赔偿范围之内，从此黄土拉亥河的渠地主权全部丧失。而教堂对杭锦旗一带的土地也垂涎欲滴，寻找种种借口，强行将杨家河、乌拉河灌域大片土地霸占了去。

帝国主义分子借传教之名，在河套霸渠霸地期间，从人民身上搜刮了大量钱财以自肥，残酷地剥削当地教民，如渡口渠、三盛公渠和沈家河渠等，都是用管饭不给钱的办法指派他们无偿开挖的。对黄土拉亥河的修挖，也是雇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。教堂又大量征收水费，开挖黄济渠的费用“五万金”，就是用从杨家河征来的水费。在灌溉的土地上，也攫取到大量中国人的财富。如大发公一处小教堂，在民国二年至三年间，就卖出粮食 460 多 石。民国十一年收入地租达 560 多石。一些神甫、传教士利用地权、水权、教权，胁迫、诱惑群众入教，扩张教会势力。因此，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帝国主义分子的狰狞面目，和他们做斗争，收回集地主权，是合理的正义行动。

1925年，冯玉祥经段祺瑞政府派任西北边防督办，至1926年撤离河套，向西转进，这两年是冯玉祥国民军占据河套的时期。冯玉祥虽也加入过耶稣教，人称他“基督将军”，但他在河套时，遇到作威作福、不讲公理的传教士或教徒，毫不容情、宽待。至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，黄土拉亥河渠地抵赔期限本已届满，教会鉴于历届北洋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，竟拖延不交回，临河设治局的第一、二任局长，虽然几经交涉收回主权，但教会仍置之不理，第三任局长吕咸继续督办，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后进驻后套西部，冯玉祥按照“三民主义”“耕者有其田”的主张，随即下令将渠地一律收归国有，由绥远垦务局将土地分给当地农民耕种，黄土拉亥河收回后由公家统一管理。当时教堂费达德教士（荷兰人）曾出面威胁，企图进行敲诈，说要收回历年开渠工款白银54万两，但他的企图没有得逞。当地群众和一般教徒对收回黄土拉亥河渠地主权热烈拥护。渠地收为国有后，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，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教堂的侵略气焰。最后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，阿拉善旗政府也正式收回被三盛公教堂长期霸占的渠道和土地。

河套放垦的初期，大都被一些有势力的官僚们利用职权操纵，或凭借亲私拉拢，捏造名堂，挂领霸占，不交押荒（押荒是地价的别名），或欠交押荒甚多。冯玉祥果断决定责成主管垦务机构切实整顿垦务行政，清理积欠押荒，并决定从1926年开始丈放五原东北山后莫楞河附近红花塔拉一带荒地，以进一步扩展农业生产，为以后放垦这一带的土地奠定了基础。

冯玉祥还在五原设置包西水利总局，负责包西河渠水利的建设管理。组织水利专家勘测规划，拟定西由宁西傅家湾开口，东至大佘太中滩三湖河，开辟一道大型的连环进水总干渠，以增加各干渠进水量，扩大河套一带水利，当时，已绘制有全部规划图表。

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  孟育川整理

责任编辑:李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