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玉龙，1921年12月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农民家庭。幼年在家乡农村读私塾，16 岁在山西省西盟会干训班学习，毕业后在枣圪坦村当村长。不久，西盟会发展抗日武装组建新军，康玉龙1938年参加了新军。1939年秋，新军改编归属八路军359旅。经整训后，康玉龙1940年分配到359旅骑兵营当文书教员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2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1945年分配到绥远省平地泉专署工作，先后任区长、区委书记、行署秘书。1950年调黄杨闸工程处任秘书科科长、河套专署水利局副局长、河套人民政府水利局副局长（1956年主持工作）、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水利局局长、农委副主任等职。其间，康玉龙还参加了当地的土改工作。1984年离休。

康玉龙几十年来从事河套水利建设事业，除完成日常政务、党务工作外，全身心地投入巴盟水利建设事业。在工作中依靠和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，广泛采纳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为巴盟水利事业特别是河套灌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尊重爱护知识分子，大胆任用，充分信任。如陈靖邦分管全面技术工作，刘羡周分管灌排管理，梁九顺分管山旱牧区水利工作，各司其职，有职有权。他鼓励年轻技术人员多到生产第一线，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身能力。他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工作。1955年建立了沙壕渠实验站，进行灌溉制度和计划用水试验。以点带面起到典型示范作用。1958年秋成立了巴盟水利学校，他兼任校长，同时负责培养在职职工学习，并将其一部分送至北京、内蒙古水利学校进行培训。

康玉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提出了河套灌区规划问题。他身为主管部门领导，实可谓呕心沥血、广集众贤，完成了河套灌区“五七”规划。 “五七”规划是河套灌区的第一个规划，也是河套灌区实行一首制引水，建设超千万亩特大型引黄灌区的根本遵循。在总干渠开挖工程中，康玉龙吃住在工地，亲自领导和指挥施工，特别是在北岸总干渠修改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巴盟段总干渠原设计土方为5800万立方米，需要组织3万多人施工4年才能完成，这样不仅不能长期受益，势必还会直接影响后套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。他大胆采纳水利专家陈靖邦等技术人员的建议，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修改设计方案，最后盟里批准施工，即先小断面开挖（原设计过水能力为每秒480~520立方米，后改为每秒380立方米），仅修改这项设计，节约土方约为原总土方量的四分之三。此决策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，也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，保证了工程按时完工和及时受益。同时，减轻了老百姓的劳动负担，此项成绩康玉龙同志功不可没。

后来，在“五七”规划的基础上，康玉龙主持编制灌区“六四”规划，主要是增加排水工程。他重视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技术人员和干部群众的意见，最后确定了以沟排为主的方案。在总排干的定线问题上，他力主沿旧乌加河位置开挖的北线方案，排除了中线方案。1965年8月中旬，根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尽快防治巴盟灌区土壤盐渍化，特别是乌兰夫书记关于1966年6月底前挖通总排干沟的具体指示，按照修订后的“六四”规划，盟里成立了治碱工作总指挥部，由盟委副书记王健民和公署副盟长李桂芳挂帅，具体指挥。各旗县也相应成立指挥部，由一位书记和旗县长负责，先后发动3.3万民工，在全长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打响了开挖总排干沟的战役。为了解决群众乌北地区30多万亩土地的灌溉问题，盟里提前修建了渡槽工程。对乌加河故道分段筑坝取水的陈广汗、同义隆、六分桥、王羊河头四座大坝全部清除，共疏通乌加河故道104.2公里，新开挖段97.4公里，完成土方697万立方米，开启了河套水利建设以排水为纲的新征程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，康玉龙当时所坚持以沟排为主的方案和总排干北线方案，是完全符合河套灌区发展需要的。此方案的实施，使何套灌区的排水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，并与灌水系统相配套，为河套灌区建成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康玉龙同志十分重视黄河防汛工作，在 1964 年、1967年、1981年的黄河洪峰超过5000立方米/秒的三次大汛中，他任防汛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，经常深入前线指挥，哪里有困难、有问题就出现在哪里，就地解决问题，三次大汛都安全度过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康玉龙为巴盟的水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他科学的工作态度、严谨的工作作风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，博得了广大水利职工的赞誉和尊敬，当地群众曾称他为河套的“康龙王”。

1991年12月27日，康玉龙因病逝世，享年70岁。

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  孟育川整理

责任编辑:李璞